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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即将开启巨大增长空间

发布时间:2015-10-20

型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型城镇化从一个概念变成一种行动,从一个学术观点上升为国家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2003年笔者就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并进行了充分论证。当时提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理由:一是新型工业化需要新型城镇化。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之间是一个承前启后、相互作用的关系和过程,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和前提,并推动着城镇化。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并有力地支撑和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十五”时期的情况表明,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它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贡献达到3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化同时也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现代化的应有内容之一,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没有城镇化的现代化是难以想象的,至今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城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致力于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能否改变发展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状况,能否在2020年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好在新型工业化的新道路上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新型城镇化的道路。

二是对于中国到底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当时学术界和政策层面在不断探讨和争论,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十种主要观点:大城市发展重点论,中等城市发展重点论,小城镇发展重点论,大中小城市发展并举论,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功能互补论,大中小城市由紧而松的梯度发展论,大小城市两头重点发展论,因地制宜论,就地转移论,逆向发展论(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要发展小城市,反之,则要发展大城市,认为西部应发展特大城市)。中国政府确立的城市化的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究竟哪一种思路更科学,更适合中国的发展情况,最后当然由实际效果来回答。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哪一种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设计,都没有被普遍接受,因为每一种设计在强调它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几乎同时也伴随着一些弱点,因而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歧,甚至对立。为了健康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需要寻找新的角度,从更高的层次上整合各个方面的观点,形成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主张。新型城镇化也就应运而生。

三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和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数量迅速扩张造成的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就业困难与社会治安;城市摊大饼式膨胀带来的用水、交通、管理等问题;一些城市发展特别是许多小城镇发展缺乏规划、随意性、低要求等造成的聚集能力低、聚集效益差、扩散能力弱、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城市没有个性,千遍一律,缺少对“城市”本身的内在规定性思考;城市发展远离人本思想,贪大求洋,唯GDP;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失衡;城市管理系统与市场经济愈来愈不相适应,建而不管的问题突出;城乡之间的互补性差,不少城市已经失去了辐射乡村、带动乡村的功能,有的甚至成为了孤岛城市,完全违背了城市化的初衷;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失衡;等等。

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面对中国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的种种不同观点,面对“十六大”提出的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压力,创新城市发展理念,寻找新的城市化道路就变得十分迫切。 笔者明确提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应走“新型城镇化”的路子。这条路子可以很好地解决以往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把各方关于城市化道路的合理观点吸收进来,同时也可以积极主动回应“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张和要求。

城镇化问题是所有结构问题中的一个结,牵一发而动全身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系统转型的新时代,社会变革、经济转轨、企业转制、利益多元、观念多样、分化加速、差距拉大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最显著的标志是各种结构性问题全面呈现。

如何破解结构难题?大的原则是: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以此实现中国大变革时期的转型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其中,城镇化问题是所有结构性问题中的一个结,牵一发而动全身。深刻认识城镇化与当前中国结构性问题的关系,是一篇必须做好的大文章。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中国结构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作出了高屋建瓴的判断。2013年10月,习近平在一次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2014年7月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转方式、调结构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同年7月29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又指出,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5年5月,习近平再次指出,我们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调结构、转方式、促创新任务仍然艰巨。

然而解决各种结构性问题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各种结构性问题的焦点又在哪里?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开幕式上的讲话可谓一语中的,他认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由此可以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4年3月两会期间,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强调重点工作时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2014年9月,他在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时又强调指出,我国经济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强大引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和主要抓手是积极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克难问题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关键和主要抓手应当是积极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学者认为,新型城镇化可以开启巨大发展空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改革取得突破,新型城镇化将开启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创新空间。就消费空间来说,未来城镇人口总量和消费规模均将大幅提高,特别是重点解决好“三个1亿人”的问题,会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在投资空间方面,新型城镇化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载体,将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特别是新“四化”同步,将开辟新型城镇化巨大的高质量投资增长空间。对于创新空间来说,新型城镇化带来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生产性服务需求扩大,从而加快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将极大增强创新能力、拓展创新空间、释放创新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差距量大面广,差距就是潜力,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率若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七万亿人民币的消费,潜力巨大。正是在这样的深刻认识和正确判断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于2014年3月出台了,该规划在谈到其制定的背景时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也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深刻认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准确研判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同时指出,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

新型城镇化要在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完成自己转型升级的重大历史使命,关健要做好“新型”二字这篇大文章。为此,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和要求:坚定不移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城市应该让生活更美好,不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城镇规划起点要高,要科学,致力解决城市建设混乱、小城镇建设散乱差、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等问题;统筹规划,又因地制宜,平原山区不一样,东部西部各不同,具体实现途径要多样化,不要一刀切;聚集效益要佳,辐射能力要强;尊重差异,彰显个性,突出多样性;城镇联动要紧,城乡互补要好;人与自然统一,充分体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求。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顺应发展大势,尊重城镇发展规律,体现中国特点,发挥中国优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而让新型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强大新动力。